架空已成惯例，期末总是摸鱼。
1
阳光是活的，微尘本是悬置的僵死，经不住撩拨，便也像是活了一般肆无忌惮地跳起狐步。头顶是大片的湛蓝，仿佛沃土，滋养着漫长的白昼。
信封摩挲着指尖，微弱的酥麻渗入皮肤。碎石路面上足迹轻浅，为着某种不知名的缘由，我步履匆促。
午后日头毒辣，打清晨开始扯了嗓子扰人清梦的小贩，这会儿大多偃旗息鼓；时不时地，自行车压过细碎的坑洼，音声错落，好像谁在拨弄一条松软的琴弦。也不知是哪一扇窗户里传出女人的叫嚷，紧接着就是玻璃尖利的碎裂声。笑声却从另一扇窗户里珠子似的蹦出来，清亮且不谙人事。
小巷尽头是斑驳的墙，蔓生的苔藓占据半壁江山，余下的部分也被尘垢与涂鸦瓜分殆尽。就在这堵墙旁边，立着这条巷子里最老旧的建筑。三层洋房，还带一间阁楼，墙壁早已看不出原本的颜色，屋顶却还透着隐约的红。附近属于它那个时代的房子大多毁于战火，幸存的少数也在新政府成立后不久被整齐划一的样式取代。除了它。这房子原本的主人约摸是王政时代的商贾，好在懂得审时度势，看准时机投入了新东家的麾下，虽然不得不靠在日后的清算中仍然遭了灾，但好歹把家宅留了下来，也算是阴功一件。在我出生之前，除却外观，这栋小楼与近旁的居民楼已没什么两样。雕花大门被卸下，换成了朴实的铁质；门厅里扔着两三个纸箱子，还有几个破轮胎；过去或许放着沙发、酒柜、博古架的客厅，早就被杂物塞得满满当当；楼梯一旁的墙纸差不多被撕干净了，早些年大概写过标语，“运动”之后便用水泥尴尬地一抹，换上开锁、修水管、专治牛皮癣或者淋病的小广告。
2
二楼楼梯口这一户住的原本是烈属。就在上个月，烈属家老头子忽然回来了。好在那时候老太太已经糊涂了，没多久也就咽了气，人言之类，总算与她不再有什么相干。儿子女儿阵脚大乱，合计了半天也没合计出个办法。
我小的时候，街坊邻里没少拿这家老头子说事儿，但谁要是当着他媳妇儿的面提起来了，总要惊愕地道歉，然后天上地下的夸上一通。她也不说什么，大多是笑一笑，拉上几句家常就道别。等到她走远了，方才嘴快的那一个才继续和旁人嚼嚼烈属的舌根。没办法，烈属生得好看，又长在书香人家，就算年纪上去了，也磨不尽袅袅娜娜的风韵。何况烈属再怎么烈，到底也是寡妇。寡妇门前是非多。在我记忆里，不是没有穿着与窄巷不合称的行头或者就和我们一般打扮的男人，从小巷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，风度翩然，或者趾高气扬，消失在那栋老洋房里，不一会儿又出来了，压低帽子，或者灰头土脸。他们大多不会再来，但一次也就够了，在这条巷子里，屁大的事也足够做几天的谈资。至于烈属和那些个男人是不是真有什么事儿，街坊邻里大抵宁可信其有，我倒宁可信其无。当然，有或没有，与我并没什么要紧。
这里地盘虽小，新鲜事却层出不穷，旧人年纪再上去一些，自然会有新的主角粉墨登场。只不过有时候，你想衣锦还乡，命运或者别的什么东西非得召唤你回来发挥余热。
要说这位“烈士”，也算是时运不济的典型。王政时期估计是拿笔杆子的，卫国战争一炮打响的时候，他消息灵通，跟着国王的旗帜连夜撤离都城。本想着新政府草创之处应当能靠着才学谋个职位，可惜人事多有异同，他背景清爽，为人也不动攀缘，到头来还是被扔上了战场。战争打得他晕头转向，枪口原本指着邻邦大军，一来二去，却戳在了固守都城的“叛党”身上。似乎就是在与“叛党”的最后一站之中，他做了逃兵，改名换姓躲到不知什么地方。他的名字出现在阵亡名单上究竟为了何种因缘，现在已不得而知，就好像他在那不知什么地方挨日子的时候，也不知为着什么缘故得罪了长官，被发配到鸟不生蛋的地界劳动改造。那时候登记管理之类比现在还不如，何况又来了几场“运动”，他这一改造，真是举目无期。老头这次回来，说不准是因为规矩变了，还是管事的开恩放他回家入土。但他总算是回来了。
门半掩着，里头一片死寂，门口倚着个中年女人，这会儿正背对着我抽烟。也许是听见我的脚步声，她回头，好像是瞪了我一眼，掐了烟头扭身进去，重重地摔上门。
3
三楼尽处还藏了一个小楼梯，从这儿上去，便是利威尔先生的阁楼。我手里的信封上，用黑墨水写了他的名字，端端正正。
这多少是件稀罕事儿。
利威尔先生是这巷子里最早的一批住户，但他与这条巷子里的任何一户人家都算得上陌路。一半是因为他总是脚下生风一般穿过逼仄的巷道，除非必要，嫌少与人交谈；另一半则是因为他与这里的每一扇窗户都格格不入，这样说大概难以取信，不过你若见过他，多半也会赞同。
和二楼那位被迫笔杆换枪杆的先生不同，这是真正的老兵。长期的军旅生涯为他烙下印记，举手投足之间的刚健与严谨，仿佛与生俱来。
天生的军人。
或许。
4
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，巷子口的杂货铺就是他们与这儿唯一的交集。
早年的邮差大抵是想省些脚程，把邮件一股脑放在铺子里，后来也就成了惯例。母亲把收信人的名字列在小黑板上，待他们自己来取。利威尔先生的信极少，大概是因为这缘故，他从不朝小黑板看上一眼。父母的规矩，要是大名挂了三天还不见人来取，便打发我去跑腿。我敷衍这差使自有一套，只要不是包裹，往门缝里一塞就算了事。
七岁那年，父亲永远地搬走了。这样的事情放到今天或者几十年之前都是稀疏平常，不过在那个时候，不知怎么的，大家都坚持对婚姻守贞，于是离婚就成了怪诞。谁要是这么干了，说不上大逆小逆、道与不道，但至少得献上一条脊梁骨任人指戳。何况人言总是对女人苛刻，而孩子们也为有了我这么个“异端”暗自欢喜。
夏末的某一天，我坐在墙根下，暴雨忽至，满身的污秽也就成了泥泞。我不敢回家，只得抱起膝盖，把脑袋深深地扎进去，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。
沉稳而清亮的脚步在身边停住，利威尔先生神情冷淡地把雨伞举过我头顶，看见我的狼狈样，微弱地皱起眉。他不问，反正缘由一清二楚，便提溜着领子，把我带上他的阁楼。
房间不大，却出奇的整洁，推翻了我对独身男人居家状况的全部臆想。我那时脏得很，也不知到底遭没遭主人家的嫌恶。利威尔先生拉着我走进浴室，扔给我条毛巾，一言不发地走出去。待我把头发、脸还有衣服打理得勉勉强强，再把毛巾搓揉干净了放回原处，他已经在窗口坐下，桌面上一半干干净净，另一半放了只白瓷杯子。是加了一勺蜂蜜的红茶。甜食对我原本没什么吸引力，但舌尖的快活却最让人觉着温暖。隔着升腾的热气，我偷偷打量着他。尽管岁月的刻刀已经留下印记，他的头发却还是乌黑，背一直挺着，不知疲倦。
我们几乎没怎么说话，末了，他点起一支烟。
那之后，但凡没有功课，铺子里又偷了空闲，我便有意无意地在墙根那儿转悠。他见了我，也不停留，径直往前走上几步，到了大铁门那儿就回过头来，不耐烦地示意我快些跟上。
利威尔先生话很少，大多时候只是我在聒噪，说了些什么已经记不起，想必都是些蠢话。有时他会虚着眼睛，冲着窗外出神，有时他好像在看我，但归根到底，却是某个虚无的方向。
他抽烟的时候指尖满是故事，尽管他从不提及过去。
沉默的时候，他仿佛在等待。
我不知道他在等待什么，但无论是什么，也不会是“运动”。
事实上，这场“运动”早在大城市如火如荼。我们这儿虽然地方小，却也不甘心落后于人，反正邻里邻居的，谁不知道些腌臜事，就算无法确证，也不能埋没了祸根。街面上的那些个房子里究竟拉出了多少典型，我不得而知，仅这一条窄巷，就有好几户人家夜半三更被踢开了门。
我那时候完全无法想象利威尔先生的罪名，一个把头颅别在腰上、为国家冲过锋陷过阵的老兵理应被排除在“敌人”的范围之外。
但“运动”着“运动”着，我才渐渐明白，“伟大”的事业不需要理由，就如同高尚或者卑劣同样没有来头。
5
我该有两三年没有见过利威尔先生了。
“运动”结束之后，蒙冤的人大多平反昭雪。利威尔先生回来的那天，正好是我启程去省城中学念书的日子。
在巷子口，隔着母亲和几个姑婆娘舅，他远远看见我，点了点头，依旧是沉默。
飞出去的鸟不一定恋着旧巢，我总和母亲说不能回家，缘故总是有的，几次三番之后她也不再多言，只是让我自己好好的。我说行，心想能不好好的么，我可是打定了主意，要削尖了脑袋往外头钻。
没曾想我新近不得不明白个道理，你越是做梦也想着的事情，越是容易梦成一缶黄粱。
门开了。
久别算不上，重逢到底是突如其来，这一瞬间，我忽然有些局促。
利威尔先生逆光站着，或许皱了下眉头，或许没有。他愈发的瘦，头发白了大半，背有些佝偻。
“你回来了。”他这样说，声音低沉，隐没在暗处的嘴角却仿佛染上一抹暖色。
我一愣，拿捏不好这似是而非的话究竟是不是与我相干。
他转身进去，走了几步，回头看我，眼睛里的神采依旧，像是长夜里桀骜的萤火。
不知怎么地，我记起那个夜晚，一群戴着袖章的小干部把他拽到老墙根下，七嘴八舌嚷了一通。
见他冷着脸不答话，又说：“同志们，老东西狡猾得很，到头来还不是给我们抓住把柄？你们要是谁肚子里有谁的罪证，也别藏着掖着了，别说十个月，二十个、三十个月也憋不出个娃来。现在形势好得很，可别叫人抢了先，早些上报、早些立功才是正道！”
然后扯着尖细的嗓子，说：“老东西，你以为梗着脖子就糊弄过去啦？呸！勾结叛党、通敌卖国都不是小事，还知道廉耻的就在大伙儿面前坦白，拒不认罪，判你死几轮都不为过！快说，你是不是和叛党有过勾结？是不是，是不是！”
声音最大那位小干部脸庞通红，眯缝眼睁得溜圆，想新媳妇该头上的绿豆。
利威尔先生瞥了一眼，忽然笑起来。小干部试图从他脸上找出半点嘲讽，却不得不铩羽而归。那是个真正的笑容，温度自嘴角蔓延至眉梢，向来清冷的嗓音仿佛也被这暖意浸染。
“叛党？既然你这么说，那就是吧。”
TBC
